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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不是一种更深刻的‘医治’？”

    帕维尔咆哮着打断他：“胡说八道！什么灵魂？什么毒瘤？那是你能管的事吗？那是沙皇陛下和大臣们的事！

    你一个小市民的儿子，能当上医生，安安稳稳过日子，就是对全家最大的贡献！

    别做那些不切实际的梦了！你必须去医学院报道！”

    契诃夫直视着父亲愤怒的眼睛，毫不退缩：“爸爸，我不是在做梦。我知道这很难，也知道这会让家里失望。

    但我无法再背对着我感受到的一切！

    如果仅仅为了‘安稳’，而对整个民族的呻吟和灵魂的沉沦视而不见……

    那我即使穿上白大褂，内心也永远无法安宁。请您……理解我。”

    帕维尔猛地站起来，在狭小的屋子里烦躁地踱步：“理解？我理解不了！我只知道，没有面包，一切高尚都是空谈！

    你想饿死自己吗？你想让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吗？文学？哲学？那都是空中楼阁！是害人的东西！”

    ……

    这场家庭会议最终不欢而散，契诃夫把自己关回了冰冷的房间。

    家人的反对、经济的压力，都让他窒息。

    他知道父亲的话有道理，学医确实是改变家庭和个人命运最稳妥的阶梯。

    窗外莫斯科灰暗的天空和破败的街景，仿佛在印证着父亲的担忧。

    然而，阁楼小桌上那本翻开的《祖国纪事》，那篇《老卫兵》的故事，像一团不灭的火焰，在他心中燃烧。

    当然还有最新的一篇《我的叔叔于勒》，同样揭示了在金钱的扭曲下，亲情是多么脆弱——这也是俄罗斯的顽疾。

    他仿佛听到了俄罗斯大地深处无数灵魂无声的呐喊，看到了那弥漫在整个社会当中、需要被“医治”的精神疾病。

    妥协，意味着背叛内心的召唤，意味着成为另一个“小伙计”，在麻木中见证苦难却无动于衷。

    抗争，则意味着与家庭的决裂，意味着前路充满荆棘、前途未卜。

    契诃夫坐在冰冷的窗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挣扎：医学？文学？面包？理想？家庭的期望？民族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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