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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元化，字初阳，号火东，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江东人。

    十九岁从徐光启为师，学习西方数学和火炮知识，万历四十年中举，之后再无存进。

    不同于那些大才子，他们是不屑于考进士，而孙元化，是真没那个本事考进士。

    没办法，科举路断，他只能回家另谋出路，干起了翻译西洋书籍的工作，也算是发挥专业特长了。

    在老师徐光启的影响下，孙元化对天主教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

    他坚信这天主教能“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就正佛法”。

    于是在天启元年，孙元化在北京正式受洗入教，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孙元化顶多也就是个热衷西学、科举失意的地方举人罢了。

    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总有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物，能在关键时刻，被推上一个他根本无法胜任的位置，然后搞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天启二年，广宁失陷，辽东战局急转直下，整个京师都感受到了来自关外的巨大压力。

    值此危难之际，孙元化觉得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来了。

    他立刻向朝廷条呈《备京》、《边防》二策，大谈特谈如何利用西法火器守卫京师、巩固边防。

    尤其是在奏疏中，他极力鼓吹自己潜心研究的“铳台之法”，并且放出豪言，号称：

    “置铳于层台之上，可杀敌于十里之外”

    十里是什么概念呢？

    换算过来就是五千米，而当时威力最大的红夷大炮，有效射程也不过两千多米。

    反正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炮，能杀敌于十里之外。

    或许是被唬住了，又或许是念在孙元化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朝廷最终还是将他调往了辽东，准备让他一展所长。

    然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

    当时的蓟辽经略是帝师孙承宗，这位可是真正知兵的大家。

    孙承宗看了孙元化的奏疏，立马就看穿了这小子眼高手低、只会打嘴炮的本质。

    孙承宗自然不可能把军国大事交到这种人手里。

    但毕竟是朝廷派来的人，他也不好直接将其斥退，便授予孙元化一个经略衙门赞画军需的职位。

    这个职位，说白了就是个幕僚性质的闲差。

    孙承宗让他跟着军队到处看看，了解了解辽东前线的实际情况，写一份关于辽东火器装备和使用的考察报告。

    这本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务。

    辽东前线的各种火器都摆在那里，找几个老兵问问，再翻翻相关的兵书，仔细研究一下，总能写出点东西来。

    但孙元化偏不，他就是要在同僚面前露个大脸。

    他在奏疏中如此写道：

    “.虎蹲炮稍大矣，而长不称之，故亦远不能到，且铳管外宽内窄，则弹出无力。”

    “验其弹，则大小不齐。大弹之轻，尚减铳径二分有余，况小者乎？”

    这话总结起来，就是批评虎蹲炮设计不合理。

    炮管短、射不远，而且炮弹和炮管之间的缝隙太大，导致气密性极差，发射无力。

    孙元化这番“高论”，还经常被某些洋奴们拿出来当证据，用来论证明朝的火炮技术落后。

    然而，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明代火器知识，或者亲自用过虎蹲炮的人都知道，孙元化这段话，简直是错得离谱。

    虎蹲炮为什么炮弹和炮管间隙大？

    因为它打的是子母弹，也就是一颗大的主炮弹，配合着散子。

    那留下的二分间隙，正好是用来填充这些散子的。

    至于气密性，则是通过垫在后面的木马子和沙土提供的。

    （木马子是药膛内部，用木头制成的挡片，能够在药膛装填火药完毕之后将其筑实，具有紧塞与闭气的作用，以此增加火药爆炸时的威力。）

    这些内容，都是戚继光白纸黑字，写在《纪效新书·习法篇》里的。

    而孙元化为什么会这么写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人，压根就没去实地考察过。

    他既没看过士卒们实际操作虎蹲炮，也没读过戚继光的兵书。

    他所有的火炮知识，都来自于他翻译的那些西洋书籍和他自己的想象。

    孙元化就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嘴炮党。

    也不知道孙承宗看到这份“考察报告”时，脸上的表情到底该有多么精彩。

    总之，从那以后，孙承宗就基本没再用过孙元化这个人，只是给了他一个兵部司务的闲职。

    职责是“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于高深之间”。

    意思就是：

    你小子别掺和具体事务了，就在旁边好好看、好好学，啥时候真弄明白了，再出来说话。

    而负责修缮城防、布置火器的工作，孙承宗都交给了经验丰富的总兵李秉诚。

    并且孙承宗还不放心，又特意调来了工部职方司主事沈棨和顺天府通判杜应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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