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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最大的时刻出现在十月初。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一位前成员在一个公开论坛上表示：“心理学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查尔斯河畔散步。秋风吹拂着脸庞，我思考着这一切的意义。

    “如果最终没有获奖，你会失望吗？”弗洛伊德老师问。

    我沉思良久，摇了摇头：“重要的是我们帮助了多少人，而不是获得了多少荣誉。”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是四川山区的小军发来的视频。画面中，他举着期中考试的奖状，笑容灿烂：“林阿姨，我考了全班第一！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好。”

    看着这个曾经因创伤失语的孩子重新绽放的笑容，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的真正意义。

    第二天，我召集团队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

    “不管获奖与否，”我说，“我们的使命不变——用科学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决定将注意力转回到研究上，继续推进在创伤后成长领域的新探索。这个决定让团队重新找回了平静与专注。

    然而，外界的关注并未减少。十月中旬，我意外地收到了诺贝尔博物馆的邀请，希望收藏我们早期使用的第一代“绘梦仪”原型机。

    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看着那个粗糙的原型机被安置在展柜中，旁边标注着“改变心理治疗的技术革命”，我百感交集。

    “还记得制作这个原型机的那些夜晚吗？”方舟轻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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