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页 七月十一。 两浙东路，安抚司。 江昭手执一封书信，一字一句的观读。 【朕谕江卿： 朕承天命，临御万邦，夙兴夜寐，惟念黎元福祉。 冗兵、冗官，岁入耗半，甚于岁币之危，积弊已久，迩来有臣上奏变法，以革时弊，兴利除害。朕览之，心有所动，特书信一封，问策于卿。 昔日，君臣相言，变法唯慎，根基须稳。今判两浙以儆效尤，慑服宵小。朕已握权柄，军政归心，无敢逆者，此其时也！ 然变法之策，沉疴之症，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卿不可主之，非卿不可愈之，朕未敢轻断。 今特致此书，问于卿：此时变法，可行与否？ 若卿以为不可，朕便息此念，日后再议；若卿以为可，朕当与卿共商其详，徐图推进。 朕之问策，发自肺腑，望卿以国事为重，直抒己见，毋有顾虑，毋有所隐。 钦此！】 “变法？” 江昭一诧。 或许是冗兵、冗官、冗费太狠的缘故，赵策英却是猛地有了厘革积弊的想法。 特意书信一封，就是为了传达希望让他主持变法的意向。 当然，要是变法实在不可行，也可驳斥其变法的欲念，让赵策英再熬一熬。 江昭了然，沉吟着，负手踱步。 自古以来，变法要想成功，不外乎三大要求： 一，内部秩序稳定，外部压力可控。 唯有如此，方有协调变法的机会。 若是大灾、战乱、民变之年，首要任务肯定是维稳，而非试着变法。 二、权威核心的绝对支撑，官僚体系的稳定执行。 一般来说，也就是实权君王的支持，偶尔也可能是摄政王的支持。 北魏孝文帝汉化、商鞅变法，都是实权君王支持的典例；周公定制、张居正变法，则是摄政王支持的典例。 但凡要变法成功，君王的态度必须得坚定不移，否则就几乎是百分百的失败。 典型的例子就是庆历新政，先帝赵祯时而支持，时而迟疑，犹豫不决。 一旦见到新政的一点不好，就立马转向持反对态度。 就这脾性，周公来了也得废。 除了君王的稳定支持以外，县、郡一级的执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政策再好，不施行下去，那就是纯粹的纸上谈兵。 三、变法政策足够精准。 变法，本质上就是通过权势，重新调整利益格局。 这一过程，注定会触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若是小部分人的利益受损，那就没必要重视。 可若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那就涉及“找补”问题，必须得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偿。 最终，通过制度平衡调整，让大部分人都站在新政一方。 时间一长，维持几十年，化作“祖制”，变法就能成功。 半响，踱步声消失。 “啧~！” 江昭负手而立，向外眺望。 似乎，也不是不行。 如今，西夏颓败，吐蕃退走，唯余周、辽二国暗中对峙，两者国力相差不大。 就外部压力而言，绝对可控。 双方可能会有小摩擦，但绝不可能会有“国战”。 毕竟，两国之争可不是玩游戏，一波输了还能重开一局。 祖先拼搏打下来的基业，两方肯定都会尽量谨慎，轻易不会开启国战。 内部秩序，也是典型的稳定阶段。 自太祖皇帝立下基业以来，已有百年国祚，典型的王朝中期，可能会有不少小型动乱，但总体而言，绝对算得上稳定。 核心掌权者的支持，也不是什么难题。 如今，新帝登基已有一年，核心掌权者也渐渐转变为了赵策英。 一般来说，新帝登基，要想掌权，无外乎就是熬一熬时间，一点一点的掌握实权。 但，赵策英的确是例外。 肃清边疆，开疆拓土，一举让其掌握了兵权，建立了武将班底。 以顾廷烨、张鼎、郑晓几人为首的新一代掌权武将，就是武将勋贵的代表人物。 既然君臣有了恩遇，勋贵自然不可能跟皇帝对着干。 劝谏、废后两次政治波动，相继贬斥内阁大学士欧阳修、兵部侍郎吕公著，以及废了中宫之主。 这一过程中，赵策英强硬的姿态，着实是相当罕见，让绝大多数文臣都为之顾忌，不敢胡来半分。 这一次，两浙路的重罚，更是震慑天下，朝野震动。 短短一年时间，一次外患，一次内忧，一次平叛，轻松助力其立威掌权，并借此君威大振，慑服百官。 单就掌握的实权而言，以及对百官的慑服力度而言，赵策英可谓远超先帝赵祯。 毕竟，先帝太过仁慈，时常会退让一步。 而赵策英，几乎不会退让。 相较于仁慈的人设而言，强硬的人设无疑是更让人心有顾虑。 让臣子顾虑，慑服臣子，就是君威！ 以赵策英的强硬性子，绝对算是坚定的变法支持者。 至于官僚体系的执行，就更不是什么难题。 徐徐变法，徐徐图之即可。 单从理论上讲，还真就是三者兼备，就缺东风。 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