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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问题就在于，他是六位内阁大学士中问话最为频繁之人。

    如此，却是不免劳心劳神，消耗精力。

    丹陛之上，赵策英也是长舒一口气。

    百官是人，皇帝也是人啊！

    百官会饿，皇帝就不会饿？

    无非是强忍着，平添些许风霜罢了。

    “不必拘于礼节，尽可进饮。”赵策英大袖一挥，拾起筷子，平和道。

    “臣等拜谢陛下。”

    文武百官，齐齐一礼。

    一时之间，唯余淡淡的咀嚼声。

    江府，书房。

    丈许木几横陈，上有些许文书。

    江昭执笔，作沉思状。

    岁计奏报结束，也即意味着熙丰二年的政策都有了相关结果。

    作为无可置疑的变法核心，他却是得着手制定熙丰三年的相关政策。

    所谓政由己出，莫过如是。

    当然，身上的担子也是越来越重。

    若有半分差池，影响的便是两京一十四路几千万生民。

    从上到下，官吏百姓要吃饭，要乐业，他就是第一责任人！

    担子，如何不重？

    难，难，难！

    “呼。”

    江昭沉吟着，执笔落字。

    民生、倭寇、辽国！

    熙丰二年，主要颁下了六道政令。

    百司拆分、考成法、既往不咎、清丈土地、设立银行、重工商业。

    其中，百司拆分、考成法、既往不咎都是针对吏治。

    因此，短时间内尽量最好不要再颁下有关吏治的文书。

    政令从来都不是讲究数量，而是质量，若是颁下政令过于频繁，未免有可能引起吏治反弹，得不偿失。

    并且，从客观事实上讲，百司拆分、考成法、既往不咎三道政令已经足以整顿吏治，相关政策切实推行即可，没必要画蛇添足。

    清丈土地、设立银行、重工商业，都是针对经济的政令。

    清丈土地，重在农业税收。

    设立银行，重在敛财四方。

    重工商业，重在商业税收。

    这些都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政令，大方向已经定下，一样是继续切实推行即可。

    六道政令中，三道吏治政令本质上是针对官，三道经济政令本质上是针对民。

    不过，相较于官而言，民的群体其实更大。

    民，其实还能更细分一点，化为农、工、商。

    其中，“商”的相关政令已经较为贴合，重工商业让利于商，设立银行便于行商，相关商业条例也已颁下，日后顶了天就是修修补补，例如取消海禁、发展海贸。

    反正，大方向上绝对不会再有任何变动。

    余下的农和工，则是还有不小的发掘空间。

    特别是农。

    本来一些地主的土地可能都没有人耕种，亦或是没有人精心耕种，但却被统计进了数据库。

    这也即意味着，大地主必须设法把土地租出去，否则可能得赔本交税。

    如此一来，佃户租田肯定会容易不少。

    相关赋税改革推行下去，再推广一些高产农作物，百姓的日子就会好过不少。

    百姓日子一好过，社会风气就会偏向于积极向上，营造出一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迹象，一些常年积蓄的社会矛盾就能得到缓解，从而为王朝续命。

    这也即江昭书写的“民生”。

    至于“倭寇”，主要是为了白银和赋税改革。

    倭寇，也即日后的日本，盛产白银。

    特地谋划白银，主要是为了解决“钱荒”问题。

    其实，大周的铜钱铸造量已经相当之高，几乎是历代之最。

    但很不巧，相较于其他朝代而言，大周的经济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商业税已经渐渐超过了农业税！

    这一成就，唯有唐朝末期曾短暂达成。

    这也即意味着，大周将会是首个面临商业化转型的国家。

    涉及商业化转型，朝廷铸造的铜钱自然是不足以支撑商品经济的市场流通。

    铜钱价值太低，铸造量不足；银子的价值足以支撑商品经济，但流通量太少，由此便诞生了钱荒。

    要想解决钱荒问题，唯有尽量找到更多的白银，使得铜本位与银本位并行，乃至于以银本位为主。

    一旦实现银钱流通，大周的商贸绝对会相当繁荣兴盛，达到一种难以想象的高度。

    这也是王朝续命的关键点之一。

    积极向上发展的社会，足以掩盖掉一切矛盾弊病。

    为此，江昭却是有意让人勘察倭寇，试着发掘银山。

    “辽国”，则是关于女真人的布局。

    近来，周、辽矛盾日益尖锐，两大政权迟早一战。

    女真，就是江昭认为的破局点之一。

    若说积极推进炸弹、火炮的变革是强大己身，那么挑拨女真就是削弱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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