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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

    在常见的收音机电路还是在其他的家用电器产品或工业控制电路中，都可以找到二极管的踪迹。

    我真想问问，刘聃同志是否也插了一根二极管在脑中？不然怎会如此可笑的满脑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于我看来，这种“二极管思维”恰恰是文学创作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作家应该记录现代化浪潮中人的真实处境，包括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褶皱与阴影。

    最后我想说，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

    对《顽主》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野。

    老一辈批评家多持否定态度，而年轻读者和评论者则普遍表示共鸣，这种代际差异或许比本身更值得探讨。

    老同志这代人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体系。当他们用这套体系来评判新生代创作时，难免产生认知偏差，就像用衡量古典油画的标准来评价印象派，结果只能是误解。

    而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开中的文化环境中，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表达习惯都与老一辈大不相同。

    当刘聃同志指责“语言粗鄙““思想浅薄“时，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年轻一代对抗虚假崇高的方式——用日常口语解构宏大叙事，用黑色幽默消解生存压力。

    对于老一辈评论家们公正善意的批评，我不觉得刺耳，反而感受到了温暖，虚心接受。

    而刘聃同志没写过一部，却对《顽主》产生这么大的恶意，不惜胡编乱造的造谣，所谓文人相轻，淋漓尽致。

    难不成是身处高位，日子过的太滋润了，这才能张口闭口“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正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允许青年人说“我不相信”的现代化。把文学变成思想宣传单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在反现代化？现在年轻人写点真话，倒成了大逆不道？

    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那句“拉大旗作虎皮”。

    刘聃同志挥舞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干的却是最不人道的勾当——用僵化的教条绞杀鲜活的文学。

    今天不妨把话说明白些，好让读者看清：究竟是谁在反人道？谁在开历史倒车？

    顺便告诉您一个秘密：我们这代作家根本不在乎你们的批评。你们越是暴跳如雷，越证明我们写到了痛处。您尽可以继续您的批斗表演，而我们——会继续写作。

    至于您送来的那两顶“反人道主义”“反现代化”的帽子？还是留给您自己戴吧，和您的气质很相配。

    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现代化叙事，在我看来完全是封建时代掩耳盗铃的太监！

    “.”

    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好“不管你后台如何硬，都必须和我好好说话，我一般不惹事，一旦惹了，那都不叫事儿，叫新闻。”

    作家一向是比较有个性的群体，看不惯这样那样的评论，发表文章，与之对线，这在文学界从来常见，在当今文学界也仍旧盛行，别说当今了，就是以后韩寒也没少对线过这样那样的评论。

    而江弦毕竟文学大家，骂架这就不能太粗鄙了，必须要骂的用词考究，鲁迅先生那几句“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近几时来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已经很过线了。

    他就客观且冷静，直接用“二极管”这词给刘聃做总结。

    虽然最后也不冷静了那么一句，飞出来一个“封建时代掩耳盗铃的太监”.

    歘歘歘。

    刘聃看完文章以后，气的直接将报纸撕个粉碎，然而报纸虽然碎了，上面“太监”“拉大旗作虎皮”的字样却依旧清晰。

    他纵横评论界，靠的就是一手碰瓷儿和蹭热度，厮混评论界这么多年，深谙唱反调的重要性，发表一些异于主流舆论的观点，常常被人夸奖这叫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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