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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感染了，多少人丧失了生命等等。似乎表现地诚实点，公众和媒体就会像母亲对待犯错的孩子那样，就变得理解和宽容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市长别有用心的“坦诚”有点火上浇油。况且市长报告的数字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这就很快成为那些媒体们口诛笔伐的又一理由。

    屎拉到一半不可能再缩回去了。市长不得不亲自召集全市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在每次面向公众作报告之前都要开研讨会。一篇几百字的报告要经过所有与会人员的推敲，仿佛说错一个字，就要有成百上千的市民染病致死似的。

    其实，那些数字也就是半句话可以概括的，但是市长所发出的号召与决心却像地毯式轰炸一般，把人们对抗疾病的激情和信心炸翻了天。士气高昂的人们都被市长的决绝所感动。

    听完了报告，人们内心的恐惧都神奇的消失了，虽然人们依然不知道该向病毒发出怎样的主动进攻，但是大家最后基本都产生了一种信任——他们相信，市长一定会想办法救大家的。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遗憾的是，虽然市长每天忙碌着如何把当前的疫情精雕细刻出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报告（“报告”俨然已经成为市长对抗瘟疫的最拿手的手段）然而残酷的现实依然在不停的动摇着大家被报告建立起来的信念，身边依旧会有亲朋好友被病毒感染住院，人们内心的恐慌也随之卷土重来，其势头远远超过了病毒本身的传播力。

    最后，市长不得不使出了一记大杀招，他请来了之前在电视媒体上公然把W市“判刑”的专家们，市电视台不停地转播专家们对W市的“赦免”。可惜病毒并不给专家们什么面子，感染者和死亡病例依然迅速地出现在每个人的身边。

    就这样，市长和病毒展开了一场“隔空对骂”式的拉锯战。人们的信心在树立和崩溃之间来回的切换。

    终于，辛存者们被折腾得厌烦了。他们得自己想办法了——如何逃离这个鬼地方。

    原因很简单，疫情在爆发后不久，市长就启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制定了的应急预案——全城戒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以及航空全都管控起来。外面的人进不来，城里的人也出不去。而且不知是什么时候，市长报告突然没有了，而市里的广播台则开始不停地报道一些与疫情无关紧要的新闻，什么猪肉马上就要降价了，哪个幼儿园的小女孩拾金不昧，全市的钢产量位居全省第一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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