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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有句话说的很直接，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使用军法，这里更是前线，将士们提着脑袋为国战斗牺牲流血，绝不允许有那些官员还在后面贪污克扣这些流血牺牲的钱粮，不管是武将还是文官，零容忍。

    现在御营的军饷，都是直接由后勤直接发放，镇的后勤，从行营后勤那里对接领饷，再分发下各营，直接发到士兵手里，其它军官们不能直接接触，只能监督。

    所以现在御营想像以前那样吃空饷、克扣饷钱也难，银子不过手了。

    发饷前。

    赵贵再一次巡视银仓，查看那些贴着一张张封条甚至挂着铅封的银箱，这上面层层封锁，以保证这些饷银的安全。

    每过一遍手，都要认真核对点验签收，有半点对不上，上一关的人都得全权负责。

    以前崇祯时，朝廷向地方加派军饷，地方官趁机各种加派，什么火耗、运费，甚至耗上耗等等，本来一亩加征二分银，可能最后实际征了三四分甚至四五分，而最后缴到朝廷国库里的银子，反而不足数。

    等朝廷又要挪用一些，最后调拔部份到军中，结果还没出京，就已经少了许多，被惯例分走了，有的是挪作他用，有的是公然减拔，还有许多直接就分了。

    银子一级级下拔，雁过拔毛，不断的被挪用克扣，最后朝廷拔二百万两银子下去，到了前线军中，可能已经不到二十万两了。

    最后底下军官们甚至还要克扣，于是真正到士兵手里的已经没几个钱了。

    百姓负担了所有，甚至超额负担，结果钱没到军人手上。

    这就是崇祯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征税不合理，没征到该征的人头上，全让无力承担的小老百姓过度承担了，然后征上来的钱被贪污腐败严重，最后钱没有几个落到了实处。

    相比之下，御营要好的多。

    归根到底，绍天朝廷行事，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大号的军阀，在浙江台州起事，是皇帝一手拉起来的，从开始就摆脱了朝廷的那些框框架架，也摆脱了那些官僚集团的绑架。

    说句简单点的，朝廷有专门的科道言官，就是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台官，主要是监督百官的，而六科的给事中，主要是握有封驳之权。

    奏章由六部等经通政司交内阁拟票，然后呈送皇帝，再由司礼监批红，再交由内阁，内阁再交给六科。

    六科审核同意后再抄送六部等执行。

    在这个程序里，六科掌握的权力其实就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的大权，他们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就是如果觉得不对，可以驳回，拒不下发执行。

    得改。

    改了还不行，仍驳回。

    这个权力很大，因为是直接对圣旨的封驳权，而明代一直以来的内阁票拟、司礼监朱批的这套办事模式，其实是代行天子的决策权。

    正因六科权力大，所以明朝末年的党争里，这些六七品的给事中，却总是能够纵横朝堂之中，搅风搅雨。

    连皇帝都奈何不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科道官，是谏臣，更因为他们手里握着封驳权，一言不和，就跟皇帝玩封驳，皇权都被大大制约着，这些人再搞起党争，那就更让皇帝都头痛。

    可是在绍天朝，完全就不一样了。

    朱以海处处都把持大权，比如说最重要的决策权力，表面上还是内阁和司礼监，他们仍掌有票拟和批红权，可实际上真正的中枢决策权，是朱以海亲自决策，他搞了个总理处，招来一些心腹大臣授予头衔，大事跟他们商议决策，然后总理处可以直接起草诏令，并向内阁六部等传旨。

    这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唐宋时的政事堂，相当于中书门下，相当于中书舍人的草诏权，决策草诏都握在了手里，内阁和司礼监其实已经被架空了，皇帝的权力空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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