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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  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作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席时泰成为受命于受到重庆政府支持的浦东游击队的特工的主要暗杀目标。

    暗杀队的首脑是年仅22或23岁的松江人袁德昌。（看到这里，蒲素怀疑这人就是几次交接时，在车里给他搜查然后戴头套的那个人。因为那人，就是一口浓重的松江口音。）

    由于袁德昌始终未被捕获，因此蒲素手里报纸上裁剪下来的内容，登载的是根据他的同伙交代而来的一些消息。

    而边区则是通过内部人士弄到了一些情报。他的同伙赵志祥未能脱逃，最终被引渡给日本人而遭处死。

    赵志祥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也是23岁，浦东人。13岁时，他在法租界里一家专为外国妇女制衣的店里当裁缝的学徒。五年学徒期满之后，便在另外两家“外国服装店”当售货员。

    他当店员而赚够钱后，便娶了浦东老家东面村里的一位姑娘为妻。但在1937年夏天经济最为萧条之际，赵志祥尚未有孩子，却已失业，只能回到家乡，与其当船夫的哥哥一起生活。他的妻子则回了娘家。

    即使赵志祥在浦东的一家日本造船厂找到了当苦力的工作，夫妇俩也仍然分居，因为他旋即又被解雇，不得不勉力糊口，为其朋友们干些临时的裁缝活。而当时，中日战事已在黄浦江对面的南市展开。

    1939年3月5日，赵志祥决定再次奔赴浦西，到未被日军占领的公共租界去找工作。他临时栖息在妻兄那里，这是小沙渡路上一家米店的狭窄小阁楼。

    赵志祥徒劳地找了三天工作，此后，他记起自己曾经见过一个名叫袁德昌、与浦东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此人通常在大上海饭店和南京饭店订有客房。

    尽管赵志祥在大上海饭店并未找到袁德昌的踪迹，但当他询问山西路上南京饭店的电话接线员（此人或为军统特工）时，袁德昌却立即与他联系，并从后房现身出来。

    袁德昌认岀了赵志祥，立即将他带出旅馆。在街上，就站在南京饭店的大门前，赵志祥说他想要一份工作。袁德昌肯定在此时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他将赵志祥领到大世界娱乐厅附近的电车站时，另一名特工已经前来。

    特工对赵志祥进行了审査，显然他对赵志祥的决心和表现相当满意。然后，袁德昌关照赵志祥3月14日下午2时在大世界门前与他会面，随后，他们便分手了。

    3月14日，赵志祥准时到达集合地点，袁德昌便带他离开大世界，来到辣斐德路文贤里11号的一所房子内。在此，袁德昌用每月32元租了一个亭子间。

    （看到这里蒲素皱着眉头，一个亭子间，大概也就几个平方，一个月32元，可见当时的物价。老百姓，真的是活不下去了。他刚来上海时因为有顾楫和老任的照顾，所以对这些开支都没有具体概念。知道贵，却不知道有这么贵。现在才知道，他的住所以及给队员安排的地方，到底是有多奢侈了。而那些白俄，又为什么如此死心塌地。）

    在那间亭子间里，当天，团伙中的第三个成员彭福林也搬了逬来，他是个20岁的瘦长的侍应生，通常穿一件没有特色的米色长衫，戴一顶灰色毡帽。

    此后，三个人便像“知心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袁德昌负责供应每天的饮食。

    1939年4月4日下午，袁德昌给了赵志祥2角钱，叫他岀外买食品。

    3  点刚过，赵志祥带着食品回来时，发现袁德昌和彭福林正在擦两支手枪。他们的最终目的已毋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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