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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1939年3月以前，浦东的奉贤地区完全处于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岛将军的部队进行了一个月的扫荡之后，该地便清除了抵抗活动。

    日本人继续在奉贤驻扎了从松江戍军中调来的120名士兵，然而，傅小庵市长在1939年5月，命令上海警察局长卢英上校在南桥建立一个新的分局。该分局有220名巡捕，配备了各种型号的步枪100支，都归殷仲礼指挥，由一个名为山下的日本特务机关成员充任顾问。

    在此同时，上海的城市执法人员数量増加了，迄于1939年6月，上海市政府的警察局由11个分局、5个警所以及8个其他警察単位（侦缉队、卫戍部队、预备队、水上警察团、训练营、警车、拘留所和警察医院等）组成，男女总共5  662人，比4月增加了  507人。

    内政部长陈群下令卢英将警察权扩展到嘉定和崇明之后，上海警察局的力量在七月份又得以增强。卢英迅速任命其秘书金殿扬为嘉定的230  名警察的首脑，并委任奉贤分局局长殷仲礼为崇明岛220名警察的首领。

    于是，上海伪警察的总数达到了  6  125人。同时，另外两个重新组合的单位也开始运作。南京的内政部下令道，所有的“分局”和“所“都改称“署”。

    而上海政府的特别分局（它独立于警察）在龚文舫的指导下重组，专门处理抗日分子活动的事务。

    至1939年9月，以郭绍仪为首的伪侦缉队拥有300名成员。10月7日，日本人命令卢英将该侦缉队改编成特高课，从事特别任务，处理涉外事务，审查文化作品，以及调查持不同政见者。

    同时，在当年春天投降的一支游击队则在浦东组成了“南淮自卫团”，开始发挥正规警察的作用，共有  700人，由李杰与江妙根指挥。由于自卫团一直在浦东征收不得人心的税金，因此如今作为正规警察机构，则获得了每月3万元的薪水。

    1939年10月12日，警察局长卢英由侦缉队长郭绍义、水上警察队长鲍子英以及特务机关顾问竹辻陪同，视察了这个将前游击队员置于正规警察控制之下的“自卫团”，它已经拥有700名巡捕。

    随着伪警察依仗日军而将势力扩张到郊区，他们与工部局警务处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的冲突也相应激烈起来。1939年8月19日，租界警官在极司非尔路上向伪警察开火，射杀一名副巡官和一名探长。

    极司非尔路92  号的沪西警署随后告诫，要“对租界警察持强硬无畏态度”，并授权使用武力对付任何人，而不管妨碍他们在沪西执行警务的是哪一国人。下发了中国警察（尽管是伪警察）——对越界筑路区拥有控制权这一新决定。

    在英国于  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后，更是得到了日本的支持。9月9日的夜间，伪警察预备队的100个人从丰田纱厂被送到极司非尔路92号。这时，加上上海市政府警察，总数达到360人。

    伪警察便以这支新军巡逻该地的越界筑路区。与此同时，伪警察与日本宪兵夺取了极司非尔路上的几所大宅，并在其大门外构筑了设有机关枪的沙包掩体。四天之后，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征用了华格路上的一幢大宅（风闻其台湾籍主人将其充作赌场），改成35名成员的兵舍。

    翌日，由王德林签署的一份告示贴在了极司非尔路92号的门口，宣称，如今沪西业已置于维新政府的管辖之下，并邀请工部局警务处加入上海警察局，付给同等薪金。

    租界当局与沪西的西方军事首脑，首先拒绝承认伪政府的权力声明。伪警察在劳勃生路与胶州路转角处设立了一个交通岗后，工部局警务处立即向意大利海军司令本蒂沃利（bentivoglio）伯爵提出抗议。之后不到三小时，这个岗哨就撤去了。

    然而，在路外进行交通值勤的华籍和印籍巡捕遭到枪击之后，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了。10月22日清晨，王部局警务处探长和来自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展开了枪战，历时30分钟。

    当时，日本与伪政权方面都激烈地争辩道，公共租界内反日的恐怖活动与持续的犯罪浪潮，都证明了工部局警务处没有能力保证法律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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