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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悬念，谭宝义和平福昌于6月29日被捕后，警方在14号房内査获了枪支弹药。然而，对这两个囚徒拥有审讯权的工部局警务处，却在开初未能使两人承认干了任何坏事。

    在翌日的正式审讯中，两名秘密特工坚持说，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日本的领事警察与宪兵坚信其获得的情报是正确的，认为这二人确实是暗杀外交部长陈箓的参与者。

    1939年7月3日，加登田曹长向工部局警务处递交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将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审讯。

    工部局警方并不急于答应，因为加登田曹长所在的机构已经因虐待犯人而臭名昭著，尤其是涉及陈箓案的嫌犯时更是如此。

    例如，1939年3月  16日，工部局警务处曾被要求协助加登田曹长逮捕邵富生，即陈箓被杀当夜，其公馆前门离开岗位的那名护卫。

    加登田是按照通常的匿名情报行动的。在本案中，秘密情报得自一次复杂的交易安排，涉及到借贷骗子、剧院老板以及两名前警察。

    两名前警察中有一人是曾在戈登路捕房工作过的前华籍探目。此人是大来戏院（邵富生曾在此当过收票员）的共同老板。他把邵富生推荐给吴铁城的秘书，充任陈箓公馆的夜间门卫。

    他们之间的交易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借钱不还这种事情而导致了不止一次的斗殴。最后，其中的一个参与者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邵富生的行踪。并且穿着中式服装，陪同工部局警务处的警官到贵州路辨认疑犯。

    当天下午3点钟，日本宪兵发现邵富生正走在厦门路口附近的街上，他们便请前去逮捕他的工部局警务处警官指认他。

    加登田曹长显然确信邵富生是暗杀组的一个成员。但工部局警务处的探员们却并未如此深信不疑，尤其是他对于2月19日行踪的供词（诸如在一家书场吃早茶，下午在大来戏院收票，如此等等）与独立证人的供词相吻合。

    但是，即使工部局警方相当肯定邵富生是无辜的，他们却仍将他交给加登田，作为期三天的审讯（自3月21日至3月24日）。该审讯期后来由三天变成了四天——似乎十分长久。

    第一天下午，加登田及其宪兵将邵富生带过外白渡桥（叹息桥），押进大桥大楼。他被带进五楼上的一间房间，里面的三个日本人便开始拷打他，特别是当他否认知道陈箓案的任何情况时，日本人就打他的眼睛。

    “我仍然否认我知道这件案子。最后，他们把我绑在一条长凳上，往我鼻孔中灌冷水，折腾了约半小时”。——邵富生

    此后，邵富生在一个地下室里与被捕的游击队员一起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被带回到五楼的审讯室，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遭折磨。第三天，他被带到六楼的另一个审讯室，在那里，除了三个日本人外，还有一个工部局的华籍探员也参与了审讯，他威胁道，假如邵富生不说岀实情，就直接枪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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