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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国民党的“潜伏工作”并非没有受到挑战。他们以前在特工活动交战中为南京政权效力的对手，将战事集中在了三个极有竞争性的舞台报纸、法院和银行。

    1937年11月，日军一击败上海的中国守军，便接管了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査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

    为了避免对于日本审查机构这种有分面子的屈从，许多中国报纸都雇用了英、美公民为发行者，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

    例如，《申报》便成了美国的注册企业，表面上由美国律师奥尔曼(x  f  aln)发行，他也是工部局的成员。于是，“洋旗报”及其增刊便成了“孤岛”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论坛。

    由于日本及其傀儡政府无法通过新闻检査而操纵这些“洋旗报”，只得诉之于恐怖活动。

    从1938年2月初开始，外国注册报纸的职工和编辑们便受到了威胁，如eveng  的袁伦仁，以及《大美晚报》(eveng  post  and  rcury的中文版)的总编张似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时候收到的则是内装死人断手的盒子。

    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警告他们要么停止反日活动，要么面对可怕的结局。

    那些拒绝停刊的报社便可能遭到炸弹或枪火的袭击，犹如张似旭的遭遇那样。1939年7月16日，他正坐在南京路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和吃三明治时，受雇于汪伪政权以及日本的枪手们突然冲上来，向拒绝和''东亚新秩序”合作的华人、或对这一合作显得犹豫的华人射击。

    被认为批评日本战略的外国刊物发现手榴弹从窗外被扔进来。美国人晚报的总编辑高尔德(randall  gould)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将以各种方式报复的恐吓信。

    上海最大的日报和抗日最有力的支持者《申报》，尤其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其“发行人''奥尔曼是受到南京伪政府“驱逐”威胁的七位外国报人之一，总编朱岳在1939年6月遭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枪击而受伤。

    两个携带武器的蒙面日本人还在《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hallcti  abend)的寓所殴打了他。1940年2月被汪伪政权载入黑名单的83位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编辑和记者中，有10人是《申报》的雇员。

    黑名单上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了“死”。因此，许多人都藏匿起来，或者前赴重庆。黑名单上的一位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故意在其目的地的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

    他还要指示家属，如果自己死于歹徒之手后该如何处理;一旦他在报馆工作，在钢门里面编排报纸，使用铁栅防护的印刷机时，他便始终处于高度不安的状态中，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到家里。

    在受到袭击的所有刊物中，《申报》乃是主要目标。报馆被炸了三次。第一次暴行发生在1940年1月，当时有3人扔进了  4颗手榴弾，炸死1人炸伤19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巡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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