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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嘛，实在是他说还是不说，都没啥区别。

    打定主意的徐恩佐，想好了之后也就不管了。只等着啥时候要对他提审，就按照纸条上的指示办，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

    说来这个纸条也确实来的是时候。之前那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而接到纸条的当天半夜，睡的迷迷糊糊的徐恩佐就被狱卒踢了起来，带着镣铐去了提审室。

    审讯他的一共有四个人。当时他分不清谁是谁，在假装不老实了一二十分钟之后，他要了一支烟，以一种彻底崩溃的姿态进行了坦白。

    以蒲素看到的，三人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来看，徐恩佐其实是个极具报国情怀的热血青年。更加难得的是，他不仅有想法，还有行动。

    从他变卖店铺，筹措经费，组建小团体参加活动中就能看出。在受到挫折后，继续开店自救，然后在经营状态好转时，用赚来的法币，继续开展救国行动。而且数次参与了正规军的行动，也组织了大量的爱国青年一起投身爱国行动中。

    唯一可惜的是，在最终导致他那个团队被捕的行动前后，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鲁莽，而且极不严谨，一点特别工作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没有。

    算起来他也是个军统的特工头目，只是军统对这些爱国青年的任用上，实在是只把他们当做一次性的炮灰。仿佛一次之后，每能多用一次，都是白白赚来的。

    首先，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针对性培训，哪怕是一些基础也没有。材料里反应，也就是进行过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至于情报和特别任务方面的训练，或许只是口口相传，口头提点了几句。

    而且不难看出，他被忽悠的比较惨。在自述材料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加入的是“蓝衣社”。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戴利之前组建的蓝衣社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其荒谬之处在于名称本身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以对付伪政权和占领军的军统或忠义救成员统统称之为“蓝衣社“。

    其实稍微懂一点军统内幕的内行都知道，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之后，蓝衣社已于1935年应日本人的要求而在形式上解散。

    于是在戴利指挥下从事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前蓝衣社成员转移至第二处，最终成了军统局的骨干。然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蓝衣社”这个名字，仍然在别人的口头流传，。因此，该名在1937年之后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用以指称在“孤岛”和上海敌占区活动的所有国民党秘密特工。

    比如之前提到的顾楫，他就是纯正的”蓝衣社“首批成员，也就是1932年3月成立的，对外公开叫做”力行社“的这个团体。因社员制服为蓝衣黄裤，故称蓝衣社。

    而徐恩佐和军统搭上关系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所以，军统那帮人实在是不厚道。知道”蓝衣社“名气大，很能吸引这帮爱国青年，就投其所好告诉他们加入的是“蓝衣社”。实际上，他们也能自圆其说，一切破坏汪伪政权和日本政府的特工，都可以算作是“蓝衣社”成员……

    所以，在这之后所谓的“蓝衣社”似乎无所不在，名声显赫。

    例如，1939年秋天，五份上海报纸都发表了据称是蓝衣社在上海八个行动队的完全花名册，列出了队长、副队长以及情报与通讯官员的化名。

    由于4月中旬上海周围，特别是上海至宁波铁路沿线，游击队活动日益频繁（时在当年7月日本人在此建立'和平模范区”之前），公众便较自然地将蓝衣社组织与这些活动联系了起来。

    5月3日至10日的那一星期内，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宣称，他们逮捕了渗透进虹口的来自重庆方面的大量中国特工。他们表示“虹口被渗透得如此厉害，以至日本士兵和水手不太敢在这一地区活动，除非两个以上的人结伴而行。由于最近遭到中国特工成功的袭击，连值班的岗哨也变得害怕恐怖活动了。”

    日本当局声称，这些恐怖分子伪装成普通民众而进入该地区。乞丐的破衣、职员的服装，以及小贩的穿着经常被用来掩饰抗日和亲重庆分子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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