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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凯申手里拿着这封信，呆坐了许久。他想给特务头目丁末村打个电话。他知道，丁末村对他是感恩戴德的。丁末村原是个密探，三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袭击共党组织。后来国民党执政，他就转过来投效国民党了。一直到1939年这位特务头领还是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北伐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常凯申亲自向汪先生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常凯申从来不允许丁末村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丁末村。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常凯申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特务处的人，而且丁末村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詹国强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坏蛋的脸色，放心大胆地把党的全部资金用我的人的名义，而不用他的人的名义存到中立国银行里去了”

    这封信常凯申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他还没有明确决定该怎么办。

    吴四宝打开录音机。他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仔细听着李广元有些沉闷的说话声。

    “请问，您在我们的监狱里囚禁了两个月，您觉得可怕吗？”

    “你们上台十一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可怕”

    “又在蛊惑煽动。我问您在我们牢房里、监狱里那段时间您是不是感到害怕？”

    “当然了”

    “当然了。假设出现了奇迹，我们把您放出去，您是否还愿意再到这里来呢？”

    “不。我根本就不愿意和你们来往”

    “好极了。不过，我若是提出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种绝粹人的关系，作为释放您的条件，您会怎样？”

    “和您探讨纯粹人的良好关系，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对待人的一种自然的体现。您如果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对待我，那么我就把您完全当作一个人；否则，您能做到几分，我的态度也就有几分相应的改变”

    “我将要作为您的救命恩人与您交往”

    “您想帮助我，是出于内心自愿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在您的身上是有所打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确知您的目的是善良的才行”

    “您可以相信，我的目的是再正直不过了”

    “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军人，新闻记者。总之，都是些人物。我想请您和这些人谈谈，当然是要等我能劝说领导把您释放之后。我并不要求您向我报告这些谈话的情况。我的确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装窃听器，不过你们可以到树林里去谈。以后我只是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些人的看法，谈谈他们身上有几分善、几分恶。这个忙您能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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