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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邕征服北齐后，坚持禁佛，因为北齐的佛寺超过4万所，僧尼数量超过300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唐武宗禁佛时，历史记载“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全国的寺院居然还有15万奴仆。周世宗禁佛时的经济形势也差不多。

    为什么佛教寺院过度膨胀不好？僧尼可以免除徭役、兵役，但却需要其他人供养。

    换句话说，自己没有产出，纯粹只有消耗社会财富。

    为了稳固地获得供养，寺院就要占有大量农田和房产，甚至还放高利贷，普通百姓就容易失去生活保障。出家人都是成年人，自己在寺院享福，孩子、父母谁来养？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且，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天经地义地不劳而获，势必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几百万人出家还会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在那个年代，人口是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之所以说出于经济原因禁佛的观点不太全面，是因为经济归根到底还是政治。

    但是，这里的政治并非宗教团体的权利斗争，而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的角力。

    唐武宗禁佛前，杜牧曾经批评佛教，他指出，当时的佛教并没有实现教人向善的目的。

    很多信佛之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奸犯科；明知自己有罪便向寺院捐钱，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

    而寺院也积极配合此类人的心态，大肆敛财。

    结果造成“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这种情况不禁令人想起欧洲中世纪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哪怕是杀人罪，都可以用“赎罪券”来抵罪。

    欧洲是在16世纪出现了马丁-路德，才开始改变这种宗教恶行，华夏早早就强力杜绝此类现象，实在是一件大幸事。

    对于华夏历史上的四次禁佛，有人说是华夏人一贯的宗教迫害；这种观点实为大谬。

    四次禁佛过程中，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杀了一些人；但那是因为涉嫌谋反，而非针对信仰。

    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只是强迫几百万僧尼还俗并没有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在家当居士也一样可以信佛。

    第三次唐武宗禁佛，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只有300多人。

    这些人的死亡也是因为传言奸细混入寺院，发生打斗，与信仰无关。

    唐武宗开始禁佛时的政策非常温和：如果想继续做僧尼，就要坚守不拥有财产（田宅）的戒律；如果不想放弃财产，那就必须还俗；对于犯淫戒的、娶妻的、不受戒的，勒令还俗；甚至还允许比丘、比丘尼保留一两名奴仆。

    但是，骄奢淫逸惯了的僧尼们，根本不理；唐武宗不得不强迫26万出家人还俗。

    但是，唐武宗仍然保留了部分寺院，规定了这些寺院的僧尼人数。

    周世宗禁佛时规定，出家前先得获得父母、亲属同意，统一设置戒坛，不允许私度僧尼，同时还禁止了宗教习俗中的一些伤害身体的残忍方式。

    应该说，历史上的这四次禁佛事件是对佛教盲目发展的几次规范；不存在纯粹因信仰而迫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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