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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达维亚的这些事，放在大顺，遇到个官商勾结的，只当无事发生，甚至坐地分钱。

    但遇到个清官，出于对“仁义”的解读，出于对《春秋》大义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个雷珍兰之所以说起巴达维亚对待华人的政策反反复复，也是希望用“治标治本”的手段，解决掉这个隐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标。

    糖厂的奴工，被大顺交了人头税，移民到了锡兰去了。

    荷兰人也想让他们走。

    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事情解决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贵了呢？明天不种糖而是种咖啡种可可又挣钱了，急需华人劳动力了呢？

    到时候，又得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到时候，朝廷管不管？

    管，万一朝廷与荷兰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之后，自己这些人事后会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法理，定下条约，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不归天朝管？但这事也不是他们能说的，得总督去谈。

    连富光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他作为甲必丹，其实也和总督谈过这件事。

    但总督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说如果天朝钦差主动提及此事，就谈；不谈，就装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开这层窗户纸。

    这里面的逻辑，连富光也理解。

    总督是要走的。

    总督在这里只干几年，干的好不好，体现在巴达维亚乱不乱。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大顺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这本身就是个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顺能不能管巴达维亚的华人？

    站在荷兰这边考虑，那不废话吗？当然管不到。

    那些在京城的传教士犯了事，大顺这边也是直接杀，可没说还和教皇打个招呼吧。

    但问题是大顺的这个“外交”，是假的外交。

    有些事，你知我知，心知肚明，没必要说清楚、说明白。

    说明白了，那等于是拍着皇帝的脸，告诉皇帝，你们不是天朝、海外的华人也不认你这个天子，你这个天子也管不着海外的华人。

    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思维，碰撞之下，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

    本来瓦尔克尼尔就担心刘钰没事找事，独走开战。

    这时候去搞这件事，那不是在火药库旁边抽烟？

    允许大顺对华人有治理权。或者退一步讲，华人公堂的审判官，必须由荷兰提名、大顺审核允许，公司肯定会撤他的职。

    直接告诉大顺这里的华人你们管不到，刘钰可能会开战，公司还是会撤他的职。

    出力不讨好，图个什么？

    故而连富光和瓦尔克尼尔总督说起这个的时候，也就得到了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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