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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汉卿在首次和吉少山密谈时，就见吉少山对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汉卿产生赤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看到姜瑞元勃然大怒的强硬态度，张汉卿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赤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rì联合zhèng fǔ”，就可以得到苏俄屎大淋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

    当时东北军有近２０万部队，西北军３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２万赤军，这支２５万人的“西北联军”是姜瑞元一难以对付的。

    并且杨永泰之死也是关键，姜瑞元居然不明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以人君之身，只带少量随从，就敢孤身犯险，实在是让人感慨。

    进入西北之行，姜瑞元的安全工作由三个人负责。

    首先是蒋孝先，是时，此人担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扮演的是“带刀侍卫”的角sè。几十名jīng干的特工，分作三班轮流负责蒋介石的居所安全。

    其次是戴笠，接管调查课后，戴笠多了一项特别使命，即在各地潜伏特务，监视各地军阀的“异动”，预防兵变。

    但张汉卿替蒋介石延揽了满洲责任后，蒋介石有时谈道张副司令，忠诚厚道之人，不可欺之以方。”

    意思就是告诫属下与张汉卿“要表示真诚的合作”。这使得戴笠不曾在张学良身边设置伏线。

    还有一个负jǐng卫责任的是书记长邓文仪，这是由蓝衣社的xìng质决定的。作为“天子门生”，蓝衣社如同帝国时代的御林军，它的书记长天然地有护卫姜瑞元的职责。

    但此前就已经发生了政训工作的失责，也即是王曲军官训练团事件。按贺衷寒制定的《政工条例》，各军阀部队政训人员均应由朝天宫指派。

    但1936年夏，张汉卿却自行派人，去北平招募政工人员。结果“招考录取的二百名人员，几乎全是红门左派门徒分子或‘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他们使奉军大批少壮军人rì渐左倾。

    总政训处长贺衷寒因此有“严重责任”。贺衷寒之后，是时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的曾扩情。他早已王曲的“异动”，曾整理密报。但密报到达姜瑞元侍从室后，如石沉大海。曾扩情也就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不再过问王曲事务。

    到1936年秋天，西安已成为“**言论的大本营”。9、10月间，在南京，张汉卿幕僚黎天才甚至以开玩笑的形式，对与他私交很好的刘健群说过，“刘，副司令快要‘红’了。……”

    奉军的反姜态度已极为明显，但深陷于**、倾轧、官僚主义泥潭的蓝衣社，却断然想不到东京“皇道派”军人式的兵变，会在西安上演。

    12月12rì子夜，西安、临潼两处的枪声一起发作。大批军人迅速占据了华清池、西安省党部、西安jǐng察局、政训处、铁路局、电报局等据点。在jǐng察局内，他们还查获了一个蓝衣社“特别行动中心”，没收了文件和电台。

    兵变在3个小时内就终结了，但失去控制的乱兵，使这一天的西安，一片混乱。

    第一个死于乱兵枪口下的，是接替蒋孝先担任宪兵三团团长的杨震亚。西北时期，杨震亚得罪了大批奉军、西北军官兵。

    半夜时分，一伙叛兵冲进他的房间，将他的热身子从被窝里拉出来。一个兵用手电照了一下他惺忪、惊慌的脸，说了一句“没，就是他”，另一个兵二话不说，朝他的脑门就是一枪。

    死得更惨的是蒋孝先，杨震亚与奉军的结怨是在西北。但早在北平时，一贯以“天子近臣”自居的蒋孝先，以禁绝贩毒、检查军纪等名义，屡屡闯入奉军军营，得罪了许多人。

    这一天半夜，他和jǐng卫从西安驱车到临潼，路上就叛兵的层层岗哨，他却以为是蒋介石的jǐng卫岗哨，丝毫没有疑心。

    临近华清池，岗哨越来越森严。蒋孝先隐约发觉异常，但一群叛兵已拥了，询问他的姓名。他仍旧大咧咧地回答，话未落音，密集的枪声响起。蒋孝先和jǐng卫都身中几十弹，几乎被打成一个筛子。

    随后，衣裳不整头发蓬乱的肖赞育和曾扩情被关押进陕西交通银行地下室。

    特务处的王新衡10rì才抵达西安，此时成了遭殃池鱼。他被关押在乱糟糟一片的西安jǐng察局。在这里，特务处西北站几十人员、政训处几百人员、别动队近千人员，像羊肉串一样地被麻绳连着，在大批看守森冷的枪口下，密密麻麻地蹲了一院子。

    覆巢之下无完卵，当夜，在兰州的于学忠同时动手。一队军人冲进甘肃政训处大院，像抓鸡一样地揪出了躲在里头的赵龙文。随后关闭城门，进行全城大搜捕。

    西北蓝衣社的首脑中心被一举摧毁了，姜瑞元苦心运营的大势，一rì而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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