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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

    “太潇洒了！”

    苏聪拳头都攥紧起来。

    以前的写作习惯，总是要每个人物都有结局，有一个光明的结局。

    到了人江弦这儿。

    人就是要颠覆，要偏移既定的文学道路。

    不升华。

    也没有意义。

    更谈不上光明。

    也绝对不能说是交代了归宿。

    总之一切就停在这儿。

    这就让苏聪想起前年来中国讲“后现代”的那位美国老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句话：

    “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

    那是前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北大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

    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

    詹姆逊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

    福柯、格雷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

    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于是都变成了“后”的天下，詹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

    后来这老头又来了一次中国，这次不仅没掀起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颇多讨论，有人批评他阴阳怪气，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觉得他们西方人才有无意识领域的话语权，老头的中国学生则是呼吁不要作不必要的误读。

    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话说回《顽主》，在苏聪看来，江弦的这个终止不仅是恰到好处，更是在写作态度上贯穿了“顽主”的核心思想，对过去的惯习成规实现逸出。

    我想停，所以就停在这儿。

    如何呢？

    又能怎？

    苏聪觉得自己差就差在这里了。

    他总是想着以中国音乐的方式来为《末代皇帝》配乐，越是这么想，就越把自己框在过去的那一套里面，用写作的话来说就是，仍旧在追求给角色一个归宿，给结尾升华。

    他的音乐为啥不够牛叉？为啥一直得不到贝托鲁奇的满意。

    差的就是这个！

    真正的大师，都是像江弦这样的，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去突破。

    一时间，苏聪心绪激荡，想了很多。

    当然了，他也明白。

    随心所欲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可大部分人无法实现突破不是他们没胆量。

    没那个能力知道吧！

    这就更得说人家江弦太会写了。

    写作写到这个水平，这位作家哪怕是搬到国际上，也完全能拿得出手了。

    苏聪忍不住的幻想起来。

    这些年，他在国外参加过很多比赛、评选，也发现了，在这些文艺领域的国际性舞台上，鲜有中国人的身影。

    尤其是最受瞩目的文学、音乐、电影三个领域。

    几乎看不到中国作家出现。

    作为一个中国人，苏聪心里当然有这样的期待，期待有一天，在这些领域的核心竞争奖项上，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虽然这年头大家都在拼命往外跑，都觉着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但是作为中国的艺术家，苏聪觉得自己国家的艺术也丝毫不差。

    而今看到江弦这篇《顽主》，苏聪是真觉着江弦登上国际舞台不是没可能的事儿，假以时日，就算是中国人还未捧起过的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也不是没有机会。

    京城，朝阳166号。

    人文社。

    “哟，这么多信？是哪本书忽然火了？”

    “害，哪本也不是，这信都不是社里的，是《当代》的。”

    人文社和《当代》是一家，《当代》的编辑部就设在人文社里面。

    “老何，老何！”

    正说着，门卫看着《当代》的何启治，把他喊住，“这两麻袋信麻烦你带回去吧，都是你们《当代》的。”

    “我们《当代》的？”

    何启治先是觉着奇怪，又很快猜到什么，心底一下子激动起来。

    他打开麻袋，从里面取出一封信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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