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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帝时东方朔曾道：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小麦谣》中有言：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

    还有这首童谣：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阮瑀长袖一背，说道：“还不明了么？七言，谈笑逗趣之乐，市井街巷之童谣耳。非歌诗、非诗，也非琴诗，至多于凡俗百姓、童稚妇人口中流传一二，难等大雅之堂！”

    蔡邕微微皱眉，在他看来阮瑀的话未免有些偏激了。不过仔细一想，这话虽冲可也有几分道理，七言，何曾有过佳作，又怎么能和歌赋五言比肩呢。

    王粲还欲说什么，却被张钰拦了下来。自己的事情，还得自己解决，总不能让这个比他还小几岁的少年维护着。

    方才听阮瑀一言，加上来到此世后张钰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他对于此时为何七言不盛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心中那块一直告诫自己不能擅用诗词的大石头也开始有些松动了。

    后世有不少读者不屑主角靠着诗词歌赋行走古代不无道理，张钰起初也这么认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同它所处的时代脱不开关系。

    单单拿七言来说，它在唐朝才绽放出了绝代风华。而它出现的历史相当久远，为何一直沉寂？

    七言只能盛于唐？

    绝非如此。

    汉朝，乃至如今东汉末，七言的数目绝不算少，可是被过度开发，且引入了歧途中。正如刚刚阮瑀所说，七言虽畅达流利，可是有太多都涉及在“俗”的领域。

    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而被汉赋之炫博耀奇，辞藻华美熏陶了数百年、极度崇尚典雅之风的世族子弟、文人雅士，又怎么能对七言这种“粗鄙”的文体看得上眼？

    晋代虞挚曾言：“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垒’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

    既然五言与七言都是所谓“俳谐倡乐多用之”，为何七言却更多的带有“俗”的色彩呢？

    唯节奏二字也。

    在五言中，音节与拍节呈现头轻脚重，基调便是踏实稳重；而在七言中，则由头重而生出脚轻之感，整首诗的基调是轻快而流畅。

    由于七言在节奏上过于畅达、顺口，所以它其实比五言更早被开发，也才会被那些铭文、民间谣谚语、宫廷说笑逗乐的射覆辞采用。

    这种形式由于本身所具有的平易和通俗，以及它所广泛应用于通俗领域，难免会让人以“俗”来概括了。

    因为它俗，所以汉代人不将七言视为诗；因为它俗，所以被崇尚典雅文风的魏晋文人弃而不用，以至于七言在唐代大放异彩之前，一直都只能在民间的泥潭中爬行。

    “元瑜兄方才针对七言之论述，钰有些话想说。”

    “请。”

    “俗有俗的好处，雅也有雅的好处。对待事物，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也不管众人听没听懂，张钰又道：

    “俗，能接地气，雅，典丽华美，可为何不能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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